1979年1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五位特殊的客人爱配资，他们分别是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
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所宴请的这五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也有60多岁，但在过去他们都是中国工商业界的老前辈，具有很丰富的商业经验。
当时，几人聚在一起，当然不只是吃火锅那么简单，那时中国虽然已经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手头却没有太多的钱，所以邓小平想问一问他们怎么办？
在场众人都是都是心知肚明，国家虽然缺钱，但是国外却有很多钱，当时不少国家甚至华侨都愿意把钱投入中国，但却很不放心中国政策的变化，担心投入的钱都打了水漂。
五老对这个情况，心里早已经有了充足的预案，于是各自提出了解决办法。
荣毅仁出席了这次宴会后，心里也有很深的触动，特别是对于邓小平所说的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让他看到了希望，回到家里以后，通过和工商业界的一些老朋友商量，他决定创办一家在国内尚没有人听说过，甚至少有人听说的国际信托投资企业。
一个月后，荣毅仁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同年六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荣毅仁的意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后来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对外窗口。
一
自从有了想法，荣毅仁就投入了紧张的忙碌中，一开始因为没有办公室，荣毅仁只能在自己家里办公。
1979年7月，草创的中信公司从荣宅搬出，进了北京和平宾馆，但条件也很有限，荣毅仁的总经理办公室，合计只有8平米，被人们戏称为鸽子笼，稍微来多一些客人，就接待不了。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章程，公司注册资本两个亿，但因为国家财政也不富裕，实际只拨付一亿，首批拨付只有2000万，但这2000万，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可用于其他方面的就更要捉襟见肘。
甚至于在国务院拨款未到账之前，中信公司很多开销都是荣毅仁自己出的，大到公司首笔流动资金，小到买办公用品等等。
也因为荣毅仁创办的信托公司概念太新颖，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他的作用，甚至还有不少老百姓认为，中信公司是回收旧家电的，每天都有很多人打电话上门，负责对外联络的同志也抱怨：
“荣老板，有人把我们当成收破烂的了，真受不了。”
中信公司从草创到初具规模，时间非常短，这也离不开荣毅仁本身的努力和影响力。可当时中信公司，还面临许多根本的问题难以解决。
当时，荣毅仁虽然出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并不是党员，中信公司成立之初，就完完全全是按照一个商业公司建立起来的，所以公司没有党委，尽管在办理对外业务上很便利，但在对内业务上，特别是同平行的各部位联系时，就有很多不方便。
时间一长，中信公司与其他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有些紧张，各种矛盾冲突不断，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念冲突，各部门出于不理解，对中信公司的工作并不大支持。
光靠荣毅仁以他个人崇高的威信去解决这些冲突，总也不是个办法。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中信公司成立之初仅有20来个人，后来随着业务扩张，不得不增添人手，但在与各部门协调时也有困难，毕竟各个部门人手也并不是那么很充裕。
中信公司从最开始的20来人，逐渐增加到60余人，至1982年时也才不过206人。
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政府部门进行机构改革，精简人数，中信公司意外成为“超编的大户”，需要精简。但如果要精简，就完全不符合中信公司业务发展的趋势。
荣毅仁也很为难。
二
1982年，荣毅仁偶然听说一件事，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熊向晖向组织打了报告，请求退出工作岗位。
荣毅仁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提出请求，把熊向晖调中信公司来。
我们过去了解熊向晖，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一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就连毛主席都夸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建国后，熊向晖跟周总理一起搞外交工作，还曾担任过中国驻墨西哥大使，也因为工作能力出众，叶帅很赏识他。
熊向晖之所以要离开工作岗位，主要是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希望能脱离岗位，不过叶帅、聂帅听说以后很不高兴，因为熊向晖才六十来岁，相比于他们，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熊向晖很有才华，在这些老干部中也算是比较年轻的，应该出来做事。”
加上荣毅仁强烈要求把熊向晖调中信公司，组织上考虑再三，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1982年10月初，荣毅仁给熊向晖打电话：
“向晖同志，我要亲自去拜访你，你就要到中信公司来领导我们了，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就由你来担任中信的党组书记。”
熊向晖大感意外，但他心里很是犹豫，觉得自己无法承担重任，还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谷牧劝说他，这才让他打消了念头。
同年10月9日，中央正式下令，任命熊向晖为中信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荣毅仁之所以考虑把熊向晖调来公司，主要是因为熊向晖本身是党员，资历威望很高，而且他过去从事统战工作多年，可以很好的调节中信公司与其他各部委问题。
熊向晖心里很清楚，荣毅仁把他请到中信公司的目的。
中信公司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党组办公室，将公司的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荣毅仁自己那时不是党员，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主持党组工作多有不便，因此需要一个足够级别足够分量的人来坐镇。熊向晖无疑是最合适的那一个。
熊向晖出任中信公司党组书记以后，与荣毅仁一起探索了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的新模式。
当时，中信公司的权力集中于国务院任命的董事会，党组对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包括业务、经营、人事安排有提出建议和协商的职能，但对董事长的最高决策仍应服从、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非常大胆的创新探索。
熊向晖虽然是中信公司党组书记，但在职能履行上需要服从董事长的最高决策。
不过，荣毅仁那时非常尊重熊向晖，而熊向晖在处理事务时，也更多的站在公司立场上，协助荣毅仁做工作，两人配合相得益彰。
三
熊向晖一上任，就解决了中信公司“超编”的问题。
最初中信公司成立时，因为对自身职能不明确，所以编制上大受限制，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中信公司的业务随即展开，各方面人手自然就捉襟见肘。
荣毅仁过去在工商业经营多年，深知市场发展变化之快，有时不能以常规来看待，所以从中信公司建立之初就定下了规矩：
“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
比如中信公司成立之初，荣毅仁就高瞻远瞩的设立了房地产部，他准确的预见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房地产作为一种商品会大行其道。
可局限于编制，房地产部设立一开始就人手短缺。
当时，荣毅仁的老友提出：
“既然这样，不如实行三脱钩，人事、业务、财务和国家三脱钩。”
可没有想到，造成的结果就是，中信公司与其他各部委的矛盾越来越大。
熊向晖与荣毅仁经过多次研究以后认为，中信公司发展仍然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明确了扩大了公司的发展与任务，然后在此前提下，制定公司编制，并提出先冻结中信公司的人事，再向国务院请示的办法。
熊向晖建议，中信公司应该把实际情况上报国务院，并提议申报编制为800人。
荣毅仁一开始有些担忧：
“800人是不是太多了？”
考虑再三，熊向晖提出：
“那就缩减为500人。”
方案报上去以后，国务院经过通盘考虑，同意中信公司扩编的请求，编制折中为400人。
从1983年开始，放开了束缚的中信公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信公司成立了房地产部以后，采取“自己筹资、自己经营、自己建造”的方针，建成了北京国际大厦，这是中国史上第一座涉外高端商务办公楼，1984年建成以后，中信公司自己没搬，而是按照市场价格租给了97家企业，不仅很快就收回了投资，还赚取了一定的利润。
中信公司设立了银行部以后，恰好赶上了香港一家经营了50多年的嘉华银行陷入困境，当时港英政府希望中资企业能够出手接管，避免态势恶化。
荣毅仁认为机会难得，果断与港英政府协商，在以港英政府负责追讨银行债务的前提下，中信公司花了3.5亿港元控制了这家上市银行。
“资金不多却控制了一家香港上市银行，为中信在香港立足创造了条件，也为中信涉足银行业务打下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荣毅仁还提前布局了高科技产业，协同香港企业、英国企业联合买下了美国的一颗通讯卫星“亚洲一号”，这颗卫星在短短几年就赚取了丰厚利润，并偿还了中信公司的投资，而且还成功上市，中信公司作为股东，更是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
荣毅仁、熊向晖功劳不可小视。
1983年，荣毅仁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卸下了中信公司总经理，并提议熊向晖接任，熊向晖那时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于是推荐了副总经理徐昭隆。
不仅如此，熊向晖还提议，副总经理最好请国家计委、经委各推荐1名，中组部委派1名，内贸部提升1名，公司内部再选1名，得到了荣毅仁肯定的同时，也让中信公司获得了这些国家部门的帮助和支持。
同年6月9日，熊向晖又一次提出离休请求，想趁着有生之年撰写回忆材料，供党史研究，荣毅仁听说后，不仅反对，还向国务院写信称：
“向晖同志多年从事涉外工作，经验丰富，到公司近9个月来贡献很大，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善于出主意、想办法。我们在一起工作中相互支持，配合得很好。因此恳请中央不要批准他离休。”
1985年7月，荣毅仁被正式批准入党，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熊向晖决定辞去了中信公司党组书记的职务，但仍然兼任中信公司副董事长至1989年1月。
1993年，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按照规定辞去了中信公司董事长一职爱配资，当时中信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三万多员工，拥有中信实业银行等13个直属公司、7个直属地区子公司、6个下属公司、7个直属海外子公司，总资产达八百多亿的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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