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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阿绍卡·莫迪
编译 | 杨倩 张谦和
审核 | 刘星君
编辑 | 杨倩 陈珏可
编者按
印度企业迫切需要中国技术人员的技术支持，以提升生产效率并填补技术缺口。然而，由于印度政府严限对华技术人员签证发放，印人才需求未得到满足，技术短板未能得到有效弥补，“木桶效应”愈发显著。文章批评了印度政府的“自力更生”政策，认为这阻碍了印度经济发展。此外，印度教育体系质量低下，加剧技术和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呼吁印度政府采取改革措施以应对全球经济挑战。作者旨在批判印度政府在处理中方技术人员签证问题上的保守态度，指出其对印度制造业和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同时，作者借中国和韩国的例子，强调了教育质量对技术吸收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呼吁印度必须改革教育系统并改善技术引进政策，以保持经济竞争力。印度若能放下对中国的“签证包袱”，解除对华经济封锁，看似是在退让，实则将给印度经济、教育带来双头并进的出路。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
图源：网络
印度当局承诺向中方技术人员发放更多签证，印度企业急需他们的技术援助。最近，印商工部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司（DPIIT）秘书拉杰什·古马尔·辛格（Rajesh Kumar Singh）对印度企业的这种说法表示认同，即中印的工厂主管和工人之间存在“巨大的技能差距”。正如一家总部位于韦洛尔的鞋厂所言，“中国技术人员‘高产且高效’。同样的条件下，他们可以用我们生产100件产品的资源帮你生产150件产品。”印度工程出口促进委员会（EEPC）主席也呼吁向中方技术人员发放更多签证。
从鞋类、纺织品到机械工程和电子产品，印度企业从中国购入相关机器，但如若没有中方技术人员的帮助，这些机器无法得到高效使用。印度工业协会领导人反复提醒政府官员，机器闲置且出口订单尚未完成。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的太阳能制造厂也还在等待中国工人的签证。
印度官方承认存在巨大技术缺口令人印象深刻。少有人如此明确指出，即使是“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大量专业性技术。在过去 40 年里，中国正是不断打磨这种技术才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的人才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地区。然而，尽管印度政府对国际专家几乎不设任何限制，却总是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专家——这是一个问题。印度必须跟上不断提高的技术门槛，而中国可以帮助印度在“低技术”产业中站稳脚跟。
但是，鉴于印度在向中国发放更多签证上行动迟缓，必须督促政府对真正的罪魁祸首——糟糕的印度教育采取行动。尽管国际舆论大肆宣扬印度的经济崛起，但世界并不会等印度太久。没有外国技术援助和大幅改善的国内教育水平（中国也是如此），繁荣的就业景象也不过是南柯一梦。
一、签证前景不容乐观
2019年，中国公民获得了20万份签证，但在2020年中印边境对峙后，对华发放签证数量急剧下降。印度官员指责中国人违反签证条件并通过洗钱逃避印度税法。2023年，印度发放给中国的签证数量降至2000份。印度人的安全导向型思维已经根深蒂固。今年，哪怕是区区1000份为中国电子行业专业人士提供的签证也因需“严格审查”而卡在“审批流程”中。
尽管印度工商部官员释放积极信号，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政府官员对此泼冷水道：“只有在经过审查且确保不违反旅行条件后，才会向中方技术人员和商人发放签证。”这样的“审查”恐将此举功亏一篑。
强有力的国家安全论调很容易被“自立印度”（AtmanirbharBharat）的言辞所掩盖，这类说辞号称印度制造业已步入自力更生的“黄金时代”。当印度经济增长愈发依赖外国技术，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技术时，印度官员却并未意识到“自力更生”一词更具讽刺意味。
二、结合国内外知识技术
东亚经济史告诉我们，外国的知识与技术至关重要，但只有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内工人相结合，才能促进发展。印度教育薄弱，因此引进外国知识与技术尤为迫切。20世纪80年代，韩国企业购买了外国机器，然后对其进行逆向拆卸和还原。那时韩国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坚实教育基础，几乎不需要人力援助。他们便可以从机器中获取国外技术。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爆发式发展，当时中国教育基础比韩国薄弱。然而，正如世界银行1981年的一份报告所预测，中国基础教育的广度和质量，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做好了准备。为了促进国内发展，以经济开放和政治强硬而闻名的邓小平派高层赴国外考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事实再次证明，国内外技术间相互作用力之强大，足以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与此同时，印度修建了更多学校，招收了更多学生。但令人沮丧的是，关于学习成果的调查警醒我们，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不足。斯坦福大学的埃里克·汉努舍克（Eric Hanushek）是全球杰出学者之一，主要研究教育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指出，印度仅有约15%的学生具备国际经济所需的基本阅读和算术技能，而中国有85%的学生具备这些技能。
而且中国并未止步于此。2018年以来，在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中国学生的表现超越世界最佳水平。连续多年的PISA评估和中国内部评估显示，达到世界一流学习水平的中国学生日益增加。印度参加了2009年的PISA评估，但因表现不佳而尴尬退出。
三、“红皇后竞赛”
尽管中国如今的发展仍存在部分缺点和问题，但它已经学到了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红皇后传授的基本经验。如果你要维持在原来的位置，就要以两倍于现在的速度去跑。你必须跑得更快，才能领先。中国的大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尤其在计算机科学和数学领域。中国科学家在与工业发展相关的各种应用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中国已经是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技术的全球领先者，并且已准备好突破人工智能领域的“禁区”。
简而言之，中国处于全球技术前沿，这引起了西方领导人的关注，他们非但没有改善其萎缩的教育体系，反而以不公平竞争为由对中国进口产品设置贸易壁垒。此等贸易保护主义，即使被冠以“产业政策”的借口，也无法解决其教育体系的根本缺陷。
印度和国际精英似乎无法从中国吸取教训。经济学家罗希特·兰巴（Rohit Lamba）和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错误地放弃了为印度这一迄今为止庞大的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创造就业机会的希望，相反，他们认为印度必须在技术提升的服务出口方面增加就业机会。二者合著新书《打破常规：印度未曾走过的繁荣之路》（Breaking the Mold: India’sUntraveled Path to Prosperity）的主要观点，即印度必须在力所能及地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及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这种说法忽视了印度高质量大学教育的薄弱基础。正如历史学家穆库尔·凯萨万（Mukul Kesavan）提及德里大学衰落时表示，印度领导阶层正在摧毁最好的学校。
四、印度的现实
疫情期间印度与技术相关服务出口的激增戛然而止。就连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工作。许多曾经处于班加罗尔IT经济底层的人（即从事支持、维护和基本编码工作）也只能在零工经济中寻找机会。IT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从2023年略高于500万的峰值下降，而这对于印度10亿劳动年龄人口和6亿劳动力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存在以上证据，《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仍然预测：印度，一个无法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无法为其数百万人口提供体面工作的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然而，印度几乎错过了“中国+1”计划的窗口期。而墨西哥凭借战略位置优势，越南依靠地理位置及人力资本优势，双双抓住了中国产品出口受到贸易壁垒的“窗口期”。事实上，外国投资者都在回避印度，印度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除了石化产品和化学品以外）在全球市场占比份额仅为1.3%，这甚至低于越南的份额。
毫无疑问，如果国家安全和自力更生的口号阻碍了相关外国人才获得签证，哪怕是一小步，也足以让印度失去另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由于学校和大学教育功能失调，加之卢比的升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任何前景都将再次破灭。印度必须解决严重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而不是对其世界地位继续抱有幻想。全球“红皇后竞赛”不断加剧，印度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而数百万印度人还在绝望中等待着一份体面的工作。
作者简介：阿绍卡·莫迪（Ashoka Mody）系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著有《破碎印度》（India is Broken , 2023）。
本期编辑：杨倩 陈珏可网上配资查询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配资开户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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